无意识的心理功能

            心理治疗的精确定量研究，正在向某些关于无意知的心理
            如何起作用和治疗中的病人如何取得进展的普遍看法挑战。 

　　心理治疗是怎样起作用的？最近几年，我和我的同事所在的旧金山蒙特.蔡恩心理治疗研究组，对这个问题以及与之分不开而同等广范的问题――无意识的心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找到了一些惊人的答案。
   
　　一般都以为人类不能无意识地进行有意识的智能活动，如制定计划、估计风险等等。然而，我们对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事实上能无意识地思考，预先考虑到后果，从而作出决定和计划，并实行之。不仅如此，病人还能在帮助争取好转上，亦即使其不合理的信念、情感和行为得到控制方面，得
到这些能力的帮助。
   
　　关于无意识心理机能和治疗过程的概念，多半是由心理治陪人员根据记录的或回忆起来的临床印象而形成的。这种方法对于产生新概念一直是很有效果的，但它不能评定新概念的相对的价值。因此，我和我的同事H.桑普森共同领导的蒙特·蔡恩心理治疗研究级超脱了这种临床方法，决定依靠可的资料进行为检验特定
假说而事先计划好的精确定量研究。
   
　　我们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无意识心理机能性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弗洛伊德学派学者）心理分析假说的优点比较上。这两种假说都是可以作经验估价的，对了解治疗过程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对病人在治疗期间将会有什么表现，能做出明确而可检验的预言。

　　心理分析论假定，从幼年开始，有意识的自我所不能忍受的强有力“心理内容”（思想和情感）就渐渐被进埋藏在所谓“压制屏障”底下。这种屏障是由一些阻止受压抑的材料达到自知的力量所组成。尽管如此，所埋藏的内容（弗洛伊德起初认为主要是由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所组成，而后来认为还包括信念、判断
和羞怯、罪恶感一类情绪）仍在影响心境和行为。因此，埋藏的内容会影响那些能驱使人进行治疗的症状，如莫名其妙的抑郁、飘忽不定的焦虑、似乎在阻碍有意识控制的适应不良行为等等。
   
　　因为抑制屏障在限制人们有意识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事实上会有那种行动和情感，从而限制了他们控制自己个性的某些部分，所以心理分析治疗主要着重于帮助病人减轻其压抑并勇敢地面对受压抑的现实。医生叫病人自由联想：把涌上心头的任何想法、想像、记忆和情感都说出来。这种联想能提供了解病人的无意识
动机和心事的线索。然后，医生就可以解释病人所说的话，提出所埋藏的愿望、恐惧、羞怯等等似乎是什么。医生的解释多半有助于病人获得无意识心理给其有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影响的自知力。
   
　　虽然我们所检验的两种假说均与心理治疗理论的基本原则想一致，但是，它们在论述人对心理机能所能施加的控制程度所作的假设却大不相同。第一种，也是有影响的假说（我把它叫做动态假说），是从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而来的；它假设人几乎不能控制其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它提出无意识心理主要是由两种力量
所组成。一方面，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总是在寻求满足并向意识推进；另一方面，抑制力则抵制这种冲动。冲动和压抑发生了动态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两种力量是在体内发生相互作用。例如，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会互相抵消，而强力会压倒弱力。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这些力决定了行为。
   
　　另一种假说，我称之为无意识控制说（可简称为控制假说）。它阐述弗洛伊德在其某些晚期著作中所扼要发挥的观念。它假设人在某种程度上能控制无意识能。按照这种观念，人之所以能使冲动和其他心理内容受压抑，并不是因为抑制力必定比无意识冲动强大，而是因为个人能无意识地判定（根据过去的情况外推
和根据现实估计）体验或表达某种受压抑的东西会是很危险的。例如，病人可能判定对别人表示爱恋会遭到拒绝或羞辱。
   
　　控制假说进一步假定，接受治疗的病人有一种强烈的无意识的希望是病情好转。所以他们总是无意识（和有意识）地想把受压抑的心理内容提出来并探讨其意义。因此当他们觉得解除压抑，让陷藏的东西暴露出来这样做不再有危险时，他们就可能无意识地决定这样做。
   
　　我们通过检验动态假说和控制假说对治疗中一些共同发生的事件所做的不同解释，将二者做了比较。这类事件之一，是病人不等医生提及之前，就自发地开始意识到无意识的东西（如对一母同胞的敌意等）。
   
　　在解释治疗中的这种现象时，两种假说都强调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关系的某些特有的特征。这种关系纯粹是职业上的，是可信的，而且只限于工作场所；再说医务人员对病人持的是一种非个人的、研究者的态度。然而，两种假说对这种关系的侧重面各不相同。
   
　　动态假说强调的是因医生的态度而遭受的挫折。它假定在治疗期间医生成了病人无意识冲动的对象；例如，病人对其与之竞争的一母同胞所怀的受压抑的敌意可能转到医生身上，因此病人就无意识地对医生发起恕来。病人的无意识冲动随后可能因医生的超脱态度而遭受挫折，从而变得更加强烈――正如饿汉得不到
满足就会气急败坏。遭受挫折的冲动会以更大的压力向有意识推进，不过，由于有抑制屏障在抗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能防止它达到有意识的认知阶段。
   
　　按照动态假说，尽管有这种屏障，强列的冲动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自发地成为有意识的。一种情况是，冲动相对于抑制力可能强大到足以战胜抑制力和突破抑制屏障。例如，病人稍微受到医生的刺激就可能愤怒地做出反应。
   
　　受了挫折而强化了的冲动还可能进入意识，如果被伪装得只有某种缓和得多的派生性冲动变为有意识的冲动的话。因为这种伪装能隐藏原来的冲动强度和行动的动力，所以这种比较缓和的冲动能逃脱通常的抑制力。例如，某个人对医生的愤怒可能以引诱医生上钩，这种显然孤立而“愚蠢的”幻想形式进入意识。
   
　　动态假说预言，如果某一种冲动是由于战胜抑制力而出现的，这种冲动就会在变为有意识的过程中与这些抑制力发生冲突，结果病人就会非常而焦虑。该假说还预言，如果某一冲动是因为有所伪装而出现的；这种冲动的出现就不会造成焦虑。因为在伪装的情况下，病人几乎不会察觉原来的冲动的威力，所以该假说进一步预言，病人不会生动地感受这种冲动。
   
　　这里我应当指出，“experience"（“感受”）这个词有特殊的意思，是指建立在一种叫做感受尺度的标准化仪表上的。据说，人们有可能生动地感受某种思想或情感，如果他们能表达并能所注意力集中在理解其意义上。用不明确的词语谈话、这些与其情感看来是脱节的谈话就被认为是对某种思想或情感受力微弱
。
   
　　与动态假说相反，控制假说认为，医生的非批评态度和对所说的话保密，非但不会挫伤病人，反而会造成一种安全的气氛。因此，病人可能无意识地断定他们可以安全地把某些受压抑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例如，一个由于害怕受惩罚而一贯抑制冲动的男子，在治疗时可能断定他可以向自己的医生发恕而不会有受惩
罚的危险。于是，他就可能解脱同那种愤恕对立的压抑。
   
　　控制假说假定，因为病人是在无意识地克服了对后果的担心之后才把受压抑的东西亮出来，所以他们在察觉这种东西时，不会感到特别焦虑。此外，由于根本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思想情感，他们将能够面对和反映自我，换句话说，他们将能够生动地感受这些思想情感。
   
　　故总的说来，这种对立的假说是截然不同的。动态假说预言，对出现的东西感受力低的这种情况总是伴有或高或低的焦虑，控制假说则相反，它预言，低度的焦虑会伴有生动的感受。
   
　　为了判断哪一种预言是正确的，我们检验了一个病人（某太太）在心理分析期间的心理机能（心理分析是一种强化的治疗方式，是让病人每周同分析者见4－5次面。分析者是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技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治疗专家）。
   
　　从概念上讲，我们这项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十分简单的：为了测定某太太在开始察觉从前压抑的东西的那一瞬间的焦虑水平和感受力水平。然而，这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我们那些细致而耗时的方法做的简单得多的描述将会说明这一点。
　　
　　我们进行各项研究都是从得到病人允许用录音机录下来的各次治疗谈话的原话中收集资料的。这些录音可以提供准确、持久的资料，可以使一组研究人员所做的工经受其他组复核。
　　
　　在这项具体的研究中，我们检验了某太太与其分析者（男性）的头100次交谈的录音。为了鉴定那种在分析初期曾受压抑而后来自发吐露出来的材料，我们首先将那些在后来的谈话（第41－100次）中，而不是在先前的谈话中吐露出来的所有心理内容－－思想、态度、记忆和情感等等离出来。例如，我们发现，在某太太后来的谈话中有一次她回想起杀兄欲望，可是她和她的医生以前都没有提到过这种欲望。
　　
　　实际上，某太太也许已经对这些新问题有所察觉，尽管在此之前并没议论过。

　　这类问题不会被定性为受压抑，因此我们不予考虑。为了这样做，我们请了20来位分析者（或称培训分析员）当评析员。我们将头10次分析谈话的原始记录浓缩品和我们的新内容一览表一并发给每个评析员。随后，评析员根据自己对病人的问题的理解，认定哪　些问题在头10次谈话期间是一直受压抑的。（我们的评析员有很好的科学实践，他们又总是“看不到”可能影响他们判断的外来信息。）评析员还按50点评价量表示出了他们对各次估价所具有的把握程度。我们只采纳了那些经可靠判定一直在受压抑的问题－－可信度评价得了4点或5点的问题。

　　于是，我便有了一张新的清单，列举了原先一直受压抑、而后来变为有意识的问题。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删除某太太的医生以任何方式向她暗示的内容。我们把这张新清单和一张罗列有分析者在头100次谈话期间所说的每一件事的清单，一齐发给了独立的评析员。评析员们只发现一项内容是被医生议论过的；这项
内容被删除。

　　这时我们才能够量度某太太在吐露从前受压抑的材料时所具有的焦虑水平和感受程度。我们把她在治疗期间谈话节录（即摘录）5分钟，发给两组评析员让他们各自独立地按所设计的衡量焦虑水平的两种尺度评定谈话节录。（我们把第一个被假定包含原先受压抑的材料的段落跟许多随意选取的段落混在一起。评析
员们完全不知道哪段是哪种。）一种尺度是Mahi量表，它是根据言语中断的频度来评定焦虑水平：中断的次数较多，就反映焦虑水平较高。另一种尺度是Got-tschaik-Gleser量表，它是根据查阅某些话题（如肢体残缺、羞怯和死亡）的频度来评定焦虑水平。

　　根据评析员们所打的分的平均值，我们得以断定，某太太在吐露受压抑的材料时所具有的焦虑水平并不比其他时候高。用Mahi量表打的分的确指明，她在受压抑的材料变为有意识的材料的过程中的焦虑水平比平时低得多。（我所讨论的这些发现，除非特别注释，在统计学上都是极显著的）。

　　这种实验量表的作用是评定某太太感受倾吐衷肠的生动程度。根据对上述那种节录的分析，我们发现，某太太在终于察觉从前受压抑的内容正在接近意识时，其感受要比对随意选取的内容生动。

　　某太太的焦虑水平低和她的生动感受都与控制假说相一致，而与动态假说不一致。这种结果表明，病人自发地吐露受压抑的村料多半是因为治疗环境使得这样做似乎是很安全的，而不是因为受压抑的冲动受挫折而变得更强烈了。

　　在对两种假说做另一种检验时，我们检验了为什么在许多分析中频繁发生一系列特殊事件。按照这种顺序，病人向分析者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例如，一个男性病人会通过描述一个像他的女医生的女人的性幻想，无意识地表达与其女医生发生性关系的愿望。）分析者做出的反应，不是屈从于这种要求，而是作出不
屈人的反应，但是是以非批评的方式－－也许是通过解释病人所说的话或问一个问题。在得到这种不屈从的回答后，某些病人会对其无意识的动机有所了解，因而会在治疗上取得进展。

　　动态假说是通过假设这类要求通常是试图满足受压抑的冲动，来解释这种结果。分析者如果不让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挫伤这种冲动，就会使之变得更强烈。这种冲动如果变得十分强大，就会突破压抑意识的屏障；如果冲动仍然受压抑，冲动就会用其无意识的压力来推进治疗过程。

　　而控制假说则认为，病人在无意识地做出种种要求时常常怀有颇为不相同的动机。试回忆，控制假说假设病人会无意识地想要察觉受压抑的材料。然而，他们还害怕把自己的某些想法和情感表达出来会破坏自己同医生的关系而使自己遭到危险。因此，他们就通过间接地试探医生对这类想法和情感的忍耐性来做出无
意识的要求。如果病人看到医生的确对其要求处之泰然（也就是经受住了考验），他们就会得到解除压抑所需要的满足感。例如，一个无意识试图诱奸自己的女医生的男人会因为发现这位医生是既不受其诱惑，又不因其性要求发怒而产生了信心；以后，他就会信任她，就会变得不怎么害怕把自己受压抑的；对她的性兴
趣吐露出来。（控制假说还假设，对于某些病人来说，“经住考验”实际上是要求医生屈服于某些无意识的要求。尽管如此，为了研究起见，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医生以不屈从方式经住考验的例子上）。

　　这两种假说在谈到病人对医生的不屈服行为作出的反应时是怎样预言的呢？动态假说预言，在医生做出反应之后，病人受挫折的冲动会变得更强烈，会与压抑力发生更大的冲突，因而病人会变得更焦虑，更不轻松。而控制假说则预言，某些病人，因为医生做出了不屈服的反应而感到又有了信心，所以会变得不那么
焦虑而比较轻松了。

　　控制似说对病人的反应还做出一些动态假说所没有提出的预言。它预言，在医生经受住考验之后，病人会感到更热爱医生，因为他们会把她看成是有帮助的。此外，病人会因为感到比较安全而变得大胆自由地更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

　　为了检验这些预言，我们又一次研究了某太太的头100次分析的原始记录。正如我们的研究目的所要求的，某太太是这样一个人：在她的男医生不答应她的无意识要求时，她觉得似乎比答应更受益。

　　我们对大量的有某太太向分析者提出强烈无意识要求的相互作用做了鉴定。为了直接比较两种对立的假说，我们后来对这张单子做了去粗取精，使它只包括既符合这种假说的标，又符合那种假说的标准要求－－可以同时被看成是满足某种无意识冲动的意图和重要的无意识试探的要求。

　　我们这样做是通过请相信动态假说的评审员鉴定一些说明某太太试图满足一种重要的无意识冲动的例子，和请相信控制假说的评析员选择一些说明某太太无意识对分析员者提出重要试探的例子。我们随后选出两组评析员都选取的相互作用－－那组重叠的相互用作。

　　接下来，我们对这些调查结果，即医生对所选择的这些相互作用做出的反应加以评定。尽管我们以前这样做过，我们还是请习惯于根据动态假说进行思考的评析员，按照干预使某太太的无意识冲动得到满足的程度来评定每次干预。同时，我们还请习惯于根据控制假说进行思考的评析员，去确定这种干预能在多大程
度上经受住她的无意识考验。这种做法使我们得以把满足某太太冲动的干预或经受住她的考验的冲动与答应她的要求或未能经受住她的考验的干预区分开来。（它还使我们得以使这两组评析员的评价相关联，使我们自己确信，一组评析员视为挫伤某太太的无意识冲动的干预，就是另一组评析员视为经受住她的无意识考
验的干预，而这正是我们的研究计划所需要的。）

　　于是，我们请评析员按照为评估焦虑、轻松、胆量和爱的情感而分别设计的量表对某太太的谈话片断（干预前和干预后的）进行评定。给一组不同的评析员发了第一种量表。至于某一段话是干预前说的，还是干预后说的，各评析员事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用得出所谓“剩余增益分”的统计方法按每一量表计算了
对某太太的评语的变化。

　　我们的数据汇编表明；当分析者不答应某太太的无意识要求（即经受住她的考验或挫伤她的愿望）时，某太太就变得不那么焦虑，而是比较大胆、轻松和有更多的爱。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对控制假说的支持。结果表明，病人对医务人员提出无意识的要求是他们使自己确信他们可以安全地吐露被压抑而阻断
的想法、情感和记忆。

　　医生们怎样才能最有效的帮助病人获得自知力？我已经开发了一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控制假说的模型。我们的模型对各种会立即给病人以好的影响的解释作了说明。因而，它可预言这些解释会对治疗的全部价值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的假说（我和我的同事现在已经做了试验）假设，心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受压抑的冲动胡乱寻求满足（动态假说会这样说），而在于称为“致病的”信念的痛苦思想。这种无意识的、不合理的想法能引起和帮助保持心理障碍。这种想法在阻止人们追求某些急于达到的目的方面是很不适应的：这种信念警告人们，
如果他们试图达到这类目的，他们就会使自己面临危险，因而受到焦虑、罪恶感、羞怯或悔恨的折磨。致病的信念可因人而异。例如，一个人可能因为这样一种信念而苦恼，即：自己不应寻求独立，否则会使那些接近自己的人感到被排斥而不愉快；另一个人可能因为下面这种念而苦恼，即：如果他寻求同一个他所倾心
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是颇有动机的：他们要否定（证明不成立）其致病的信念。以便在向无意识信念警告他们不要向追求的目标迈进时会感到安全。他们做否定信念怕工作的部分方式，是无意识地针对医生来检验这些信念：时而做出一些无意识的要求，时而以其他方式。例如，害怕闹独立会伤害父母和自己的男性医生的女人，在谈话中会以不同意医生的意见的方式来做独立行为实验，然后无意识地监视他，看他是否感到受伤害。此外，病人还会用医生所做的解释获得对其无意识信念的自知力和意识到自己的信念告诫的那类危险不是实在的。

　　因为接受治疗的病人的行为，是无意识地以证明其致病信念不成立和向某些目标推进为目标的，所以，可以说是有计划的。因此，我把预计可能对病人完成其无意识计划有帮助的解释叫做“促进计划”而把有妨碍这种进程倾向的解释叫做“促退计划”。

　　为了更好地了解有计划的解释这个概念，让我们来看一个假设的例子。有个小伙子想要摆脱父母而独立，但他无意识地相信，如果他削弱了这种亲缘关系，他的父母就会一贫如洗，因此，他有罪恶感。他在治疗期间的计划之一，也许会是搜集反对这种念的证据（譬如说，从这所房子搬走），以便能够感到舒服。他
也许会通过无意识地试探父母对他单独生活的企图的承受能力来着眼于实施自己的计划。例如，他可以议论自己在另一个城市找工作的幻想。他也许会感到这样的解释是有帮助的（促进计划），即自己不愿严肃地考虑这种迁移唯恐伤害自己的医生和家庭；反之，他也许会觉得这样的暗示是有妨碍的（促退计划），即他
的幻想反映了他的无意识欲望－－避免面对自己对医生和家庭的依赖性。

　　我的假说得出的预言是，病人对“促进计划”解释所作出的反应和对不中肯或促退计划解释的反应会不同。本假说预言，当我们提供促退计划解释时，病人就会感到有抵触；他们还会变得不大有自知力，对其情感的感受也就不那么生动了。

　　我和我的同事们通过研究三次短期心理治疗（每次持续16周），使促进计划解释和促退计划解释与自知力水平和感受力水平相关联的方法是简单明了的。首先，我们叫一些临床评析员断定病人的致病信念和这些信念所告诫的目标。评析者通过检验接纳前谈话（真正开始治疗前的谈话）的录音和头两次治疗谈话，来
做这种判断。然后，评析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自己认为属于促进计划自知力的东西：预计可能帮助证明病人的致病信念不成立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把那些信念、目标和有助于自知力的假设的清单与我所所编制的一张医生实际干预情况的清单（它是由打算传送自知力的所有解说组成）一并发给另一组临床医生。评析员（他们对病人的反应一无所知）根据这些清单对解释给予了从强烈促退计划到强烈促进计划的评分。

　　我们还得确定病人的自知力和感受力因医生的干预而发生变化的程度。我们的做法，是把病人在作出解释前和做完解释后的谈话片断立即分离出来。一组评析员（他们对病人的解释顺序和医生干预的顺序都一无所知）按照所谓“摩氏病人自知力量表”对每一段话给予了评分。另一组评析员按照感受力表对这些节录
给予了评分。然后计算出殖余增益分数。

　　我们发现，生个病人的促进计划解释都与自知力和感受力水平的提高有强相前关关系。例如，当某次谈话的所有解释的平均计划性水平的平均值相关时，相关系数是非常高的：第一个病人是0.78，第2个是0.54，第三个是0.57。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了我的假说。

　　从长远的观点看，做促进计划解释这种策略到底是有助于病人的精神康复，还是一般只对做解释那次谈话有实效？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在病人与其医生分手后的6个月同他们谈了话，并用所谓有的“收益尺度”（outcome measure）对其精神康复作了评分。

　　结果是，一个病人表现非常好，另一个表现良好，第三个表现差；这几种收益与病人所接受的解释的种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计算个进计划解释、促退计划解释和模棱两可解释的百分率时表现，头一种情况的百分率分别为89.2、2和9；第二种情况是80、2和18；第三种情况是50、6和44。虽然这些发现须在大量例子
中得到重复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数据暗示，接受百分率高的促进计划解释的病人，会比不接受的病人表现得好些。

　　那么，心理治疗是怎样起作用的呢？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些答案。通过证实促进计划解释有帮助，促退计划解释无帮助，我们支持了这样一种解说，即病人是因为无意识的致病信念而苦恼，他们会制定和实施证明这些信念不成立的计划－－其目的在于扫除那些阻碍达到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目标的障碍。

　　我们的其他研究成果谈论的是病人如何想方设法完成这类计划。这些发现与下面这种假设一致：病人只有在断定可以安全地，即没有造成罪恶或羞怯之类的内部危险、或失恋之类外部危险时，才会吐露其致病信念及其无意识的思想和情感。

　　看来，人们是低估了无意识心理的认识能力，而人类是能够无意识地完成许多智能任务的。其中包括为了达到某些目标而制定和实施计划。治疗的推断是显而易见的：好医生会仔细推断病人的无意识目标并力争提供为了向这些目标推进而构思的解释。
　　　　　　　　　　　　　　　　　　　　　　　　　　　　　　　　　[周世英　译　赵裕卿　校]